备孕阶段需要摄入多少Q10？

金融赶超是指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

现在如果从当下运行来看，我愿意强调一下，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人士、企业界都特别注意了，中央在强调防范风险的时候关注了房地产市场，社会各界当然也一直关注了房地产市场，前面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性的局面，像恒大这样过去算是引领潮流、曾经无限风光的地产界的大型企业，突然陷入危局，而且带来了后面跟着的似乎要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种不良预期。邓小平当年有非常简洁精辟的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实际生活中这种安全问题伴随着中国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矛盾交织而遇到的种种挑战，关联着对种种不确定性的应对，我们需要努力掌握合乎规律的、我们可以掌握的确定性和主导权。那么，这就是在全局的视角上防范风险，特别是防范了系统性风险。不可能说对一个创新的过程，所有的细节都想得一清二楚，所有的规则都已非常到位，我们才能够做事情，那就没有创新的空间了，那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怎么样贯彻规则的问题。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更是有一系列的啃硬骨头的考验。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些年中国决策层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问题，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总体判断之下，实际工作中几年前就有了三大攻坚战这样的部署，其中之一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这个视角上来讲，很值得我们以后举一反三，亡羊补牢。那么实际生活中间呢，这样的一个辩证法的掌握，确实是不断地给我们动态地提出着挑战性的问题。历史地看，不少国家的政府便是在币值的剧烈波动中走向崩溃的，远如元代中国，近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国民党政府时期法币的恶性贬值等。

后来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虽导致进口物资价格有所波动，但国内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依然保持基本稳定。由此，让人初步领悟到，一国货币制度本位之高低与其经济规模或者财富存量弱相关，而与其经济交易水平或者资源流量强相关。一般地说，政治统一是大国肇建的基本前提，没有政治统一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统一，包括货币制度即币制的统一。他们在大街上公然兜售银元，拒用人民币，导致市场物价急剧上涨。

此外，基于特殊历史原因及一国两制安排，国家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币制度，港币和澳门元作为两个特殊货币制度因素，与人民币一道共同构成中国的整体主权货币制度框架。受当时政治、经济及军事条件的限制，各个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组建苏维埃工农银行，并各自发行地方货币，总体上货币格局比较分散。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创建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逐步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这里不妨以建国初期著名的银元之战为例。针对于此，决策者紧急采取了严控信贷规模、提高利率以及保值储蓄等措施（张杰，2011）。无须讳言，大跃进时期，极左思潮极力鼓吹货币无用论，受其怂恿，有人主张取消货币或者限制其作用;在政策执行上，瞎指挥浮夸风盛行，货币金融管理松弛，造成信贷失控和货币大量增发，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与信用一度遭受很大影响。

在世界货币制度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国家及朝代的货币制度倒在了财政驱使的滚滚车轮之下。与此相伴随，贴近家庭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额零星交易极为普遍且长盛不衰。从理论上看，国际使用只是大国货币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货币的贬值速度仍然明显低于法币。

一般看来，财政压力是任何货币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1980年4月1日，为加强外汇管理，禁止外币在我国流通，同时方便国际入境者的各种支付活动，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

一般来说，行用范围大小并不是判定某种货币制度绩效的硬条件，但作为大国货币，则需要依托一个足够大的地理空间。2014年以来，在国际主要支付货币中，人民币基本排名前五。

币值稳定既是检验一国国家信誉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或保持大国货币的底线要求。从此，一个饱经风霜雪雨伴随民族独立而成长的人民共和国主权货币首次以鲜明而独特的统一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甚至明代中叶美洲金银大量输入近五百年来中国货币制度在主权意义上的首次完全统一。就拿中国古代王朝时期而言，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虽然不高，但考虑到其流通行用的广域性质，即便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使用标准，只要其他条件具备，也不妨碍称其为大国货币（如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通宝等）。若考虑到当时根据地频繁遭受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从而导致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自始至终坚持维护币值稳定就显得极为难得。人们通常会认为，贵金属本位（特别是金本位）是一个国家主权货币迈向大国货币的必要阶梯，英镑和美元无不如此。在币制方面，以开元通宝开辟此后一千三百年沿用不辍之新币制格局，可谓气势非凡。

人民币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背景下发行的，发行之初直至建国初期，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不断扩大的解放区百废待兴，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财政收入因一切尚未步入正轨而难以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增发货币弥补。正因如此，在当时需要兼顾国内建设与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不降反增，甚至超过了货币发行额。

客观地说，此建议不无合理性，但其致命之处是忽视了币制独立对于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其难以落地实施则早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1936年5月，随着中美货币协定的签署，国民党政府的外汇基金大部分存在美国。就空间要求而言，任何货币都有行用的地理范围，这个范围有大有小。

一些国家的主权货币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亦即国际广泛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往往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世界货币历史上极不光彩的篇章。可是，与这种所谓超大规模经济长期伴存的却是一种以青铜铸币为主体的低值本位货币制度。例如，英镑成为大国货币，靠的是殖民扩张、对外战争、黄金积累、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以及金本位制度的确立，最终通过英镑这个主权货币对黄金的替代而成为世界货币。相比之下，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制度则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英镑与美元。

比如，一开始考虑到当时国际贸易与汇率安排的具体情况，人民币曾经采取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可以说，唐代有大国之统制，但无大国之币制。

另如山东解放区，起初在法币和日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处于劣势，致使物价急剧震荡。几乎可以说，币值波动是王朝更替和国家兴衰的常态诱因。

法币制度伴随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走向崩溃，也同时宣告了中国大地上一种半殖民地货币制度的最后终结。人民币制度继承了根据地货币的独立基因，坚持不规定含金量，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让新中国的货币制度既不受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控制，也不依附于政治经济表现上一度十分强势的苏联阵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其行用过程先是遭受王莽改制之舛误，后又经受六朝时局动荡和经济衰退的频繁冲击，加上当时背景下国际使用范围拓展有限，因此，多数时期只具大国货币之形而无大国货币之质。在清末的货币结构中，外国银元和外国钞票分别占去43.33%和12.38%的比重（千家驹和郭彦岗，1985），中国的货币主权丧失殆尽。早在高宗时因多次对外用兵，开元币制即受不小冲击，至安史乱起，朝廷为救财政之急而开铸大钱，币制渐败，随后经历藩镇割据，私铸云起，恶钱横行，流弊波及此后之五代十国时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人民币作为大国货币，国际广泛使用并非充要条件。

特别是，各个地方之间的货币竞争，屡屡刺激信贷膨胀，倒逼中国人民银行连年扩大货币发行，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品抢购和银行挤兑现象。抗战胜利给极为脆弱的法币制度以喘息之机，但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挑起的四年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心尽失，骇人听闻的物价飞涨给了法币制度最后一击。

非但如此，在某些场合，一味追求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反而会动摇其成为大国货币的内部根基。或者说，国际使用并非大国货币的充要条件。

或者说，经济大国与其主权货币之国际货币地位的不对称，并不影响人民币大国货币的地位。话说回来，历史上中国经济地位与（国际使用意义上的）货币地位的不对称，与其说是中国货币经济悖论，毋宁说是中国货币经济特色。